新华日报:在“返本开新”中讲好中国故事

 
  第十二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建言 ——
  在“返本开新”中讲好中国故事
  来源:新华日报   2022-11-07
  
  □ 本报记者 姚依依
   
  11月5日—6日,“返本开新:华夏文明的历史传承与国际传播”第十二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行。本届研讨会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主办,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100多位学者和多家学术期刊的领导和代表相聚“云端”,就华夏文明的历史传承与国际传播的学术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返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当下,如何传承好中华文明宝贵文化遗产,又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时代课题。 
  南京大学副校长陆延青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指明方向。五千年华夏文明光辉灿烂,这些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国人的根与魂,需要我们很好地进行传承,并在新时代背景下利用新媒介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新闻与传播研究》主编胡正荣列举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两个开幕式等对外传播案例,指出要实现从本土性跨越到区域性,再跨越到全球性的升级。“讲好中国故事要从更多地只讲‘我’、讲国家形象,迭代升级到学会讲‘我们’、讲更多的全球公共品。”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表示,重新审视华夏文明的千年传承,以及其与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历史,对于我们理解当下华夏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意义内涵,对于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中国文化走出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开新:创新性讲好中国故事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如何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等话题展开观点碰撞。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新时代的要求。”大连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润华教授以三国系列IP为例,指出IP运营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一条可行之路。 
  如何研究好中外文化交流?厦门理工学院副校长、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赵振祥从分析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出发,强调文化传播要回归文本,以科学精神把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出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吴予敏从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指出可以通过跨学科借鉴加强传播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将学术视野的矫正点放在超越‘华夏中心史观’而走向‘全球史观’。”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教授张昆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南非公众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他认为,面向海外的文化传播还需要更加精准,要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时效性。
  
  探索:推动华夏传播理论发展
  
  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于中国本土传播学探索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以学理的交流与思维的碰撞,纷纷提出自己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海龙表示,通过概念的创新产生新的视角,把不同的学科知识集中在一起,生发新的概念。“探讨自主知识体系,我们要强调主体性的问题,从中国的思想和传统中间去产生一些经典而独特的概念。” 
  当下中国自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设需要怎样的顶层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朱鸿军认为,在自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中,要适应数字化环境的传播学知识结构,要有系统革新和多学科交叉的意识,同时知识体系还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学知识的建构。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谢清果指出,中华文明讲究顺应自然,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身心关系方面凝聚着丰厚的传播智慧,因此,围绕关系传播来构建华夏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应是可行的路径和方向,也能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价值。 
  研讨会上,设立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宣布成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张红军表示,该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在正本清源,通过跨文化比较揭示华夏传播特色,也是旨在返本开新,致力于向海内外推广和传播华夏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新时代和新媒介技术背景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潘祥辉认为,文化因为交流互鉴而日趋丰富,传播学也需增加交流才更显生机。本次研讨涉及的中华文化传播载体包括青铜器、典籍、礼乐、山水画、民歌、玺印、谱牒,还有邸报、驿站甚至是手游,将这些中华文化标识符号和载体纳入媒介史与传播史的研究视野,非常有价值。